《江城悦读会》 | 习近平在梁家河

1968年12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批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別，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来源：新华社）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一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1975年10月8日，梁家河村民欢送习近平上学留念。来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驿另ー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将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他被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表明了心迹。“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习近平斩断了归途。

（习近平曾经插队的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

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震五(又名魏健)和姨母齐云的动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魏震五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习近平说的“团结”缘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名字的。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一他的“团结观”。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陕西考察调研，第一站便是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