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百年外滩的历史，方有金融中心的底蕴
2014-07-28 12:34:31
在浦西1.5公里长的黄浦江畔，有全球闻名的百年建筑，有风云诡谲的金融历史。百余年来，未曾改变的是，滔滔江水下，轮船的汽笛、海关的钟声犹在耳畔，积累起了外滩深厚的文化；而变化的是，新世纪的外滩，又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修旧如旧的老楼，还是穿梭其间的游客，无论是言辞诚恳的建筑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上海满怀记忆的“上海爷叔”，他们从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外滩的今天畅谈感想，对外滩的未来满怀期盼。其中不乏逆耳之言，恳切之情，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外滩金融文化的历史积淀，又对外滩未来的规划走向有着怎样的精辟之语。
在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建设一周年之际，本报与黄浦区于上周二下午共同主办了一场圆桌会议。会议主题“金融与文化的外滩故事”。来自金融、建筑、历史、文化、艺术、企业界的12位重量级嘉宾济济一堂，畅谈对于外滩的情缘和理性的思考，这个感性的主题让他们回忆起了许多关于外滩的温暖故事。对于外滩的爱，他们理直气壮，发自内心，这样的“跨界对话”让他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外滩就是外滩自己，不是华尔街
“我不认为外滩是中国的华尔街。”这句话乍一听，令人心惊。提起外滩的历史，无人不知它曾是举世闻名的“远东华尔街”，提到外滩的今天，作为类比、作为目标，或者品牌宣传，外滩也总是被赋予“中国的华尔街”之名。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次会场上，有两位学者，不约而同都提出了这一看法，希望外滩不要被称为“华尔街”。
第一位这么说的，是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邢建榕。作为一名资深的金融史专家，他在会议刚刚开始没多久，就坦率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外滩的风云故事，外滩的建筑形态，远比华尔街好。
邢建榕
按照邢建榕的说法，外滩有深厚的金融底蕴，有自己独特的金融文化，没必要与华尔街类比。“尤其从品牌宣传来说。”邢建榕坦言，每次外滩的金融题材要拍影视剧、纪录片之类，就有导演找他咨询。可尽管影视作品多如牛毛，外滩的金融形象深入人心，然而邢建榕依然认为，这样的宣传，对外滩的品牌认识会存在误区。
“好像所有的外滩金融历史，就局限于几家银行的历史，全都是银行的故事，由银行引发一系列金融风云。这样的理解太简单了。”在他看来，银行史不等于金融史，更不等于外滩的全部。大家如今一提到外滩，脑子里想到的是金融，那是因为有文化的积淀在起作用。为金融服务、与金融配套的各种实体文化，最终造就了外滩的金融之名，如当年的金融家俱乐部、金融家咖啡馆等。光是银行，成就不了外滩的金融底蕴。
那外滩的金融文化怎样才能做好？邢建榕的建议是，文化也需要实体建设，需要银行博物馆、咖啡馆、文化场馆，最终通过文化活动，方能让外滩的金融活跃起来。
李天纲
有趣的是，会议进行到下半场，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又言：“我非常赞同邢建榕讲的，不能单单把外滩比作‘中国的华尔街’”。
李天纲的理由是另外一个思路。他说，从编写的《上海通志》就能看出，江西路上全是银行，当时“中国的华尔街”应该是指江西路。“你只有在江西路才会发现，你走过的四周都是银行，而且是我们中国人的银行。上海的华尔街是江西路，存钱、储钱都在那里。”
那么外滩是什么呢？“我主张，外滩是一个大的整体，是一个块，是一整个街区，而不是一条线。 ”李天纲强调，广义的外滩，应该像一座金融城，里面的内容是综合的，有金融机构、有文化设施、有服务配套。而江西路背靠外滩，集中了各大银行，成为外滩格局中的一部分。这个格局在1930年形成后，上海的金融在全世界异军突起，由此引领了一个时代。如果仅仅把外滩当做一条“华尔街”，而不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金融城区”，反而误解了外滩。
所以，为外滩的未来建言时，李天纲的落脚点在这样一个词上——激活。外滩是上海最好的地方，当全中国、全世界的旅游者、白领都在此云集，外滩的金融、文艺、观光，将会彼此带动，这是外滩区域本来就有的综合能力，它不是一到五六点下班时间就人走楼空的办公区。
“我希望外滩不仅仅是4A或者5A风景区，还应该成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李天纲说，激活这些历史功能，让外滩的优势综合地呈现出来，还有许多事可做。“激活后的外滩，呈现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让全世界惊讶。”
外滩是上海人的乡愁，不能让这里的人文消失
会场上，两位高龄的著名建筑学家章明、阮仪三，恰好前后发言。章明教授精神矍铄。一开口，她戏称自己“只是修房子的，怕谈不好外滩。我就重点谈谈修房子的故事。”
章明
其实，作为早年第一个主持外滩老楼修缮工程的建筑师，章明在这个领域是绝对权威，“浦发银行”、“工商银行”等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设计，都出自她的手笔。
在那么多外滩老楼的修复工程中，章明提到了两幢楼。一幢是外滩12号，就是原来的汇丰银行，现在的浦发银行，据说当时在修复前，汇丰银行对是否回到这幢大楼感到犹豫。于是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发回外滩12号现在的图纸。章明的团队在严谨的现场考察后，把图纸发给对方，之后渺无音讯。
几个月后，章明受邀前往中国香港汇丰银行的总部，就在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她分明看到，外滩12号的图纸正挂在办公室墙壁上，原来汇丰并不缺图纸。此时此刻她方才明白，对方让她发图纸，是想试探一下，外滩12号如今究竟保存得如何，有没有在百年历史的巨变中被破坏。而结果，几乎没有损坏。
另一栋被章明提到的大楼是外滩15号。这栋大楼已有100多年历史。而当时设计建造这栋大楼的是一名才33岁的德国建筑师，运用的手法比较规范，石材很多，俗称“石头房子”，连楼梯间都是石头刻出来的。
“巧合的是，修复这栋大楼时，其中我的一位学生，也是33岁。一听这个巧合，他十分高兴，找了许多当年的资料。”提到这件事，章明带着感慨，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也让人不由佩服。100多年前如此复杂的结构，竟然出自一位33岁的建筑师之手，实在太了不起。章明说，每一次修复老楼，看到这样的例子，对她的团队、她的学生都是一种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滩建筑的保护，李天纲同样不乏溢美之词。他说：“上海在1930年代，是全世界建造房子最多的，高层建筑数量上海位列全球第三，纽约、芝加哥之后就是上海，欧洲到现在为止，高层建筑都很少。当时，上海建造的所有建筑精华都集中在外滩区域，所以今天，我们对外滩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保护、整体的开发，不单单只是修复沿江的大楼。”他说，把大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外滩整个区域保护下来，“这样的区域在旧金山、温哥华都没有。这是外滩独一无二的地方，是这里的历史人文底蕴。”
阮仪三
著名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接下章明的话头，他先为章明培养了一批批老楼修缮的学生感到钦佩，代代传承下，“外滩建筑保护之好，在全中国都做得不错。”阮仪三甚至回忆起他曾经为了保留外滩的老建筑，如何奔走呼喊，妙招迭出，引来现场一片笑声。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老楼的保护问题，因为上海人的历史记忆、上海人的乡愁在这里。”阮仪三说，外滩是我们的乡愁，石库门也是我们的乡愁。外滩从南到北、里里外外有很多的内容可做。今天看来，这里对黄浦区依然是一笔大的财富，“我们这一辈要好好珍惜传承下去，不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丢失。”
说到最后，阮仪三甚至开玩笑：“如果保护不好，我们也许会被在座的陈丹燕写进书里，成为历史的罪人。”
对此，著名作家陈丹燕，笑着在之后发言中进行回应：“外滩的保护因为有同济大学在，所以一直做得很好。”
陈丹燕
不过陈丹燕的担心不在于此。“我不担心外滩的建筑恢复。我担心外滩的人文在快速消失。”她说，过去，上海的各大银行，都对自己的员工做口述史。中国人在外滩的历史记忆，在外滩的想法，在外滩个人目击的事件，这些口述历史如今完全没有。采访外滩的十年里，陈丹燕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十几个人的口述史。除此之外，她没能找到其他居民的口述史材料，这让她万分痛心。
“1996年我采访外滩居民时，这批居民是1950年搬进外滩的。他们的口述，对外滩的变迁非常有历史价值。如今，房子保护下来，而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搬走了，记忆没有保护下来，非常可惜。外滩迟早会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这一天到来时，光靠房子去申请是没有用的，到时候上世纪50年代的居民想找也找不到了。我不希望等到那时候才发现，保留了房子却遗失了人，这是非常重大的损失。”
“那些老房子如果没有人的故事，就没那么可爱了。呼吁做居民的口述史，是因为我希望，能保护外滩快速消失的人文历史。”陈丹燕对外滩的爱发自内心。
“老上海们”的爱之深、责之切
会场里的嘉宾，有些是“新移民”如陈丹燕，有些是“老上海”，如邢建榕、李天纲，还有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他们在上海居住、生活，怀着对这方土地的感情，他们的言辞中，也不乏抱怨、困惑和建议。
金宇澄
凭借描写上海的小说 《繁花》，金宇澄“拿奖拿到手软”，也被戏称为“上海爷叔”。就在会议前一天，他刚刚从香港书展回沪。曾经插队落户过的他说，正因为离开上海好多年，当他再回到这里，感觉更亲密，也对上海的文化看得更透彻。
不过在会场里，他说：“我是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市民来看待外滩。提一些市民的小建议。”
绝非客套，接下来的建议真的很细微。金宇澄说，10年以前，外滩种了很多香樟树。香樟树是冬夏常青的树种，它不落叶，可以长到六七层楼那么高，有视觉遮蔽的作用，但种在外滩并不合适。十年前他曾热心地给绿化局写信，建议不要种香樟树。不过当今天来开会时，走在外滩，他发现还有香樟树，于是他念念不忘继续在会场里提出来。他还提到以前外滩公园，每周日都有乐队演出，这和现在大妈跳的广场舞效果是不一样的，希望把这些节目恢复起来，以此来提升文化。
“我想到我小时候经过外滩，上世纪70年代，外滩的情人墙给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喜欢挤在一起谈恋爱。”金宇澄说，城市的建设，很容易用新的东西覆盖旧的，“假设我们在外滩，保留一段50年代的防汛墙，保留一段70年代的情人墙，再保留一段 80年代的东西，外滩会不会更有味道？”
他还提到，外滩传统的轮渡如今不见了，但香港依然保留着古旧的渡轮。改造后的新外滩，如果没有这些旧的东西，会不会有点单调呢？“旧的东西有一种磁性，无论过了多久，即使原来的功能完全不再，依然会散发一种魅力。”金宇澄举例，香港的铜锣湾地区就能给人很大启示。
有趣的事，每当金宇澄拎出一个点提建议，研究上海史的李天纲也会坐在对面呼应，为他补充这个地点的历史渊源，两人一唱一和。隐藏在他们琐碎话语背后的，是对这座城市的爱之深、责之切。
而邢建榕的建议则与他的研究课题有关。外滩当时的建筑，就有建筑的规范。城市规划时，马路的宽度决定旁边建筑物的高度。外滩建筑是按照比例控制高度的。所以说，外滩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社区样本，解读角度很多，既有金融的，也有市政的。比如它开创了中国市政的现代化，从绿化到江景，都是完整的现代街区。
“外滩当时就规定，马路人行道宽度至少3米。可现在我们的人行道还是3米。以前多少人，现在多少人？我们应该想想，怎样从外滩的历史上，比如市政规划上学点东西。”邢建榕说。
外滩是中国人的外滩，理直气壮是上海人的骄傲
作为上海史的研究者，李天纲一直认为：“外滩是中国人的骄傲。”
“大家觉得沿着江边从外滩1号开始一排是外滩，但我觉得这个定义还不够。”李天纲重新描述了他认为的外滩：
一个在上海、在中国、在整个亚洲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区域，称之为“十里洋场”。它的起点是外滩源，然后到徐家汇源。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外滩源到徐家汇源，正好是上海“十里洋场”完整的区域。
在李天纲看来，外滩只是外国人先进来租住而已。但是最后把这方土地发展起来的，仍然是中国人自己。那些后来居上的金融机构大多是中资银行，市政设施的维护、建造最终也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海关大楼是外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历史上看，它完全是“国有资产”。为此李天纲重复说：“外滩能成为今天的外滩，理直气壮是上海人的骄傲。”
陈丹燕持相同的观点。她说自己受教于外滩很多。作为新移民，陈丹燕小时候随父母从北京搬来，当时对上海有很多片面的认识，然而在写作外滩三部曲的十年里，“外滩教会了我很多”。外滩曾经是中国的试验场，一个封建帝国怎么走向现代化，受过什么伤害、什么教育，谁帮助过你、欺负过你，都可以在外滩的岸线上体现。“所以我写外滩时，选了两个点，一个是外滩公园，曾经作为租界的公园不让中国人进去，直到我们用60多年的时间，争取到权利，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学会怎样当家做主、做现代公民的过程。”
陈丹燕甚至注意到，上海人一直讨论怎么培养公德，怎样在公共场所享受公共设施。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上海人一直在争取，也通过外滩学会了怎么做现代公民。外滩公园的“现代公园守则”，是后来全国所有公园守则的母本。
“我选的另一个点是和平饭店，这里可以看到上海如何从一个泥滩变成现代化概念的酒店。 ”她说，和平饭店概括了上海的发展史。从1920年代开始，当时中国人只能从边门进入，后来怎样争取到与外国人同一个门进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日本海军司令部，后来又怎么回到中国人自己手里。“我想用地点表达的是，上海人怎样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公民。”
陈丹燕和李天纲曾经有过讨论。他们都认为：“尽管外滩最早的历史是用英文写的。但194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花了很多年努力，来消化和吸收外滩的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它。这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我认为上海人非常了不起。”
上海清算所董事长许臻同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说小时候去父亲单位，看出去就是外滩的情人墙，是谈恋爱的外滩。他至今还记得，在滇池路附近，从茶叶公司到私人银行营业部，各种类型机构应有尽有，并不只是金融机构。
他说，在北京工作十年后再回到上海看，确实觉得上海能够成为金融中心，因为上海有外滩，有外滩百年的金融文化，“一个金融中心、金融带，不是光光靠政策、用钱砸就能砸出来。它需要百年的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陆绮雯 许沁 本报实习生 魏 嘉 孙梦文 李显阳 仇学树
蔡国强
陈素贞
邢建榕
章明
阮仪三
李天纲
陈丹燕
刘钢
睢天舒
周旭民
许臻
金宇澄
图为12位与会嘉宾，从左至右排列按发言顺序均 蒋迪雯摄
在浦西1.5公里长的黄浦江畔，有全球闻名的百年建筑，有风云诡谲的金融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