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这样影响城市性格与市民生活
2014-07-14 12:04:36
外滩档案馆六楼，“上海金融档案史料中心”自6月起正式成立，为外滩金融集聚带增添了一抹文化色彩。
曾经在外滩走过辉煌历史的那些银行，留下大量的历史档案，仅1949年前的金融档案就达7万卷左右，涵盖中外银行、钱庄、保险公司、金融业辅助机构等，种类之全、数量之多、价值之高，皆属空前。目前这些档案皆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
“希望它能成为金融从业者、金融研究学者共同交流的平台，希望人们对上海金融中心的认识，有跨领域的、综合性的大视角，而非单单了解一家家银行”，上海市档案馆副局长、研究员邢建榕说。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命题：上海发达的金融，究竟与在此居住的老百姓有何关联？外滩金融的辉煌，究竟对这座城市有何影响？
为什么金融中心恰恰是上海
1916年5月12日，当时的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嘉趝照常上班，行至距离银行3条马路时，已经看到银行门口挤满了人。勉强挤到门口，张嘉趝粗略看了看，挤兑者不下2000人，而且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张嘉趝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原来，袁世凯一心称帝，但财政状况竭蹶，便采取大量发行纸币的方法，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民百姓开始大量挤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竟然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停兑令”，也难怪老百姓为了保住一点血汗钱，几乎不顾生死。
形势险恶急迫，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钱新之等人一起商议办法。几人普遍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扰乱社会秩序，违反金融法律，拒不执行停兑。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成了唯一继续给老百姓兑钱的城市。
彼时，上海中国银行为了应对这场挤兑，甚至以房地产为抵押，与外商银行订立200万元透支协议。汇丰、花旗均表示支持。
这一年，几位银行家们还很年轻，最长的宋汉章44岁，最年轻的李铭才29岁。这几人，后来都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尤其张、陈、钱、李四人，史称“金融四巨头”。从1916年到1935年，上海银行家群体崛起，抗拒不合理的停兑令，这在中国金融史上也一直为人称道。
这些事件看似独立，但却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上海能获金融中心的美誉。邢建榕说，一座城市要发展为金融中心，需要诸多条件，比如电力电讯等市政建设必须先进，才能让交易所挂牌，每天通过电报获得最新股价行情；比如一座城市必须要有繁荣的商贸往来，商人们需要大量周转资金，才会有金融的迫切需求；而最关键的是，在那个战火纷乱的年代，上海人讲制度、守信誉，理念比较先进。这一点，从上述事件就可管中窥豹。
金融业与上海的契约精神
上海是一座商业繁荣的城市。繁荣，不仅仅在于大资本家做大生意，还在于就连市井小民，都积极做小买卖。弄堂里吆喝的水果摊、居民自己开的小杂货店，都得益于银行愿意放小额贷款。有时候，银行对老百姓放贷，甚至连抵押都不需要。银行家们相信，普通百姓都是有尊严、爱面子的，只要有钱一定会还，如果借钱不还，多是因为陷入了实在还不上的困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甚至特意把门面平民化，简化流程，搞起了“一元起存”，让老百姓都能进来存款。
有一年，陈光甫前去分行视察，问分行经理，“怎样的服务才算好的服务？”这位经理答：“无论老百姓带1块钱还是100块钱，都要热情服务。”陈光甫听完，微笑着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应该是，无论老百姓带1块钱，还是两手空空，进了你的门，就是你的客人，都要热情服务。”
不过另一方面，上海也是最先实行抵押担保制度的城市、最先成立信用调查机构的城市。规范、先进的金融制度，才能让这座金融中心走得更远。
1931年，天津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当时天津有一家协和贸易公司，负责人奚东曙，是段祺瑞的女婿，很兜得转，各大银行、公司争相与其开户往来。但这位奚大公子，是一名纨绔子弟，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当公司经营不善破产后，各家银行、钱庄竟然毫不知情，根据表象大量放贷，结果损失惨重，天津金融市场岌岌可危。
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银行极为震动。上海银行家们一致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中国征信所，做信用调查。当时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信用调查为何物，经过张嘉趝、陈光甫、李铭等人的磋商，上海的几家银行首度联合成立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很快，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在上海成立。
“有了规则，带来人们观念的改变，才有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邢建榕说，当时，正是制度先进的银行业、观念先进的银行家们，对上海的城市性格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遵守契约的价值观念、负责意识，如今已经深入这座城市的骨髓。而这一切，可以说是金融业带起来的。
金融业与上海的服务理念
很多上海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人开的第一家旅行社也是诞生于银行家之手。那个人就是陈光甫。
邢建榕在所著的《非常银行家》一书中记载，陈光甫自己热爱旅游，就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了一个旅行部，后来该部独立成为中国旅行社。陈光甫为访名山不辞远。某年深冬午夜，他独自一人路过徐州火车站，露天月台上，等车的男女老幼，守着行李，在寒夜冷风中战栗，连一个可以挡风的容身之所都没有。此景此情让陈光甫大为感慨，他开始思考，火车站附近若能建造宽大的房子，无需豪华，只要有凳、有灯，免费供应点热水，慰劳奔波的旅客，让他们有地方歇脚，那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于是，在风景区建造“招待所”成为中旅的首创。还比如对旅游大巴编号，让旅客对号入座，既方便统计又避免抢座；又比如推出会员制，组织读书、体育活动等等……当时的中旅，有许多先进的服务理念。陈光甫特别强调柜面接待人员，必须面手清洁、衣服整齐、笑脸迎人。
“服务社会一直是陈光甫提倡的行业宗旨。”邢建榕说，上海银行家的社会责任感强，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会考虑如何为社会服务。
免抵押给老百姓放贷以外，当时的银行还去农村放贷，有的贷款根本收不回来，但他们依然愿意做。比如，茅以升想建钱塘江大桥，许多人不愿意投资，最后是浙江兴业银行牵头投资。因为这批银行家觉得，就算赚不到钱，但建造交通大动脉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所以他们愿意。 1935年金融危机时，火柴大王刘鸿生濒临破产。刘鸿生找宋子文借钱被拒。最终也是浙江兴业银行愿意投资，理由是“作为民族工业的标志，它需要金融业的支持。”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此外，当时的银行家资助文化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样功不可没。中国哲学家金岳霖，早年留学英国，就是依靠金城银行董事周作民的资助。每年，金城银行都会交给周作民4万元的“交际费”，他就是用这笔钱资助文化人。
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徐慕云写中国戏剧史，都得到过周作民的赞助。尤其是金城银行出资四五十万港币租船“华中号”，协助中共地下党帮助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翦伯赞等30多人北上解放区。不过资助事项太多，有时候也需要老总自掏腰包。哪些事项呢？周自己总结说：“每年因政治或社会方面，其时其势有不能不稍事通融或辅助者；至行中同人方面，或薪水过小，或奖金过少，不能不加以补充者；又或在行读书，或至外国求学，固系培植人才作用，不能不加以补助者。”
南京路的四大百货、称雄远东50年的国际饭店，上海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无不有银行家的参与、民族金融资本的投资。
邢建榕说：“海派文化的繁荣，有经济上的因素，上海服务业、百货业的领先，背后有着金融资本的推动，讲究回报。这是与京派文化的区别。因此，上海的文化能称得上是产业，带有娱乐性和公共性。”
金融业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鸳鸯蝴蝶派的领军人物包天笑，在其代表作《上海春秋》中，不仅描述了外滩的繁华，还反映了不少新兴的经济形式和职业，如交易所、信托公司、银行、股票、彩票、红利、经纪人、买办、董事、股东等。小说中，小裁缝日夜泡在交易所，亏光了钱财。而不名一文的小白脸却当上信托公司的董事。小说甚至为1921年的上海金融风潮提供了文学版描述。
无独有偶的是，矛盾的《子夜》中，也有“公债风潮”的大量描写。而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一文中，通过摊贩在弄堂的叫卖声，刻画出上世纪30年代白银危机前后，上海市民生活的不同世相。几乎每一个描述上海的文学作品，在刻画当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免不了提到与金融、经济有关的东西。
“由此可见的是，金融作为百业之首，对普通上海市民、上海人生活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邢建榕说。
而上海如今遗留的老洋房、花园别墅、新式里弄，如山阴路的兴业坊、大陆新村，愚园路的四明别墅、新华园、中实新村，淮海路的新华公寓、四明里，南京西路的戈登别墅、金城别墅，镇宁路的渔光村，长宁路的兆丰别墅，延安中路的四明村、万航渡路的中行别墅等，这些“楼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最初产权都属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外滩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断在上海滩购置、兴建产业，既用来出租赚钱，又用来安置自己的员工。
如今，你无意间走进的一条“保护建筑”或“历史风貌保护区”，很可能就是当年银行的产业，而清晨在那里练操、黄昏在那里散步的老人，或许就是银行的员工或他们的后代。
“了解上海走过的历史，最离不开对外滩金融的研究。”邢建榕说，当年上海的银行家，是怎样一群人，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或许是今天我们再来翻看外滩辉煌的金融篇章时，全新而重要的维度。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陈光甫（后排右）与李铭（后排中）、宋汉章（前排左一）、张嘉趝（前排左二）、钱新之（前排右一）等银行家合影。
1935年，中国银行拆除德国总会旧楼，在原址兴建新厦
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的办公和营业场所，也是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