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像（图片来自网络）
时至今日，国内疫情已经渐趋平稳，不少省市实现了确诊病例数的连续零增长。这一阶段性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科学精准的防疫策略。回望中华民族对抗疫病的历史，我们发现，早在五百多年前，来自绍兴府的阳明先生就对防疫策略有所研究，探索出兼具道义感和科学性的救治之道。今天，让我们开启尘封的典册，一起走进王阳明的战“疫”故事。
王阳明先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他一方面强调良知，另一方面也看重事功，实事求是，实行实效，甚至不乏“科学”之举。从他庐陵抗疫的事迹中可窥一斑。
明正德五年（1510），三十九岁的王阳明从贵州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初领县政，即逢“灾疫大行”。此事《阳明先生年谱》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仅有“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之说，即执掌庐陵县仅有7个月，留下了十六篇告示。这些告示即《王阳明全集》所收的十余篇《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以下简称《告谕》），其中第二篇就是专讲这次抗疫的。
《王阳明先生全集》（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瘟疫有多严重？《庐陵县公移》（以下简称《公移》）中说：“况有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这次并非单纯的疫情，而是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尤其让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告谕》说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生生饿死，而非染疫病死。
《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阳明困守龙场三年，得以从苦寒之地脱身，正是“气弱多疾”、顽症缠身之时，湛若水称之为“卧治”庐陵。本需静养，但疾疫如火，怎能“躺赢”？为此，王阳明彻夜无眠，忧愁惶恐，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认为只有让父老子弟们顾念亲情，不要抛弃染疫亲人，以免人伦惨剧复演；同时发扬民间互助之风，乡邻守望互救，携手共抗凶疫。面临突发灾情，收拾民心是首位的。阳明此举唤回民众良知，全县得以统一思想，戮力同心，形成抗疫合力。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古时但遇天灾，民众多愚昧地求神问佛，甚至不惜行巫术以求续命保身。阳明则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当“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所谓病急乱投医，大疫之际，民众倘若得不到良好的引导，必会自乱阵脚。阳明则是客观冷静，不仅指出正确的治理方向，而且躬身入局，奖优驱邪，局势当可稳定。
绍兴阳明故里（来源：搜狐网）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前两项不过是从思想层面入手，要解决问题还得有切实可行的法子。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也要准备好相应的防治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当然还需保持饮食的正常，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三法简单但实用，实际上今日但逢疫情，这些举措也是必需的。
四是政府扶助来托底。告诉民众防治法子之后，阳明深知单凭民众自救是不够的，还需政府来履行相应的职责。于是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困难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政府。《公移》还记载了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纾解民困，以防民众被逼上绝路。从这些细节的布置可知，阳明虽卧病在床，但对地方政务熟稔之极，于抗疫一事也是成竹在胸。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大为光火，有苛责于民之嫌，但最后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还是勇敢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对于自己有病在身，不能亲赴疫区一线体察民情，也表示了歉意。如此大义大爱之举，不愧“父母官”之喻了。阳明在庐陵任上有诗曰“身可益民宁论屈”（《游瑞华二首》），可作此事的心证。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图片来自网络）
《告谕》短短三百言，祭出五项措施，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出实招防治，再以成效论奖惩，后以担当息民怨。古今对照，与今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有诸多相合之处。如此有道义感和科学性的抗疫举措，何愁瘟神不走？
阳明庐陵抗疫诸事的结果如何，史无具载，然影响甚远，湛若水说阳明“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有声。”（《阳明先生墓志铭》）时任吉安知府张汉评价道：“矧庐陵望邑，为先生过化旧邦，而流风余韵，为先生之山斗门墙。”（《有司祭文》）以史为镜，观照现实，阳明先生的抗疫五策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伍红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阳明实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副研究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绍兴宣传
编辑：张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