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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哉，香榧！
香榧既可给人饱口福，也可让人饱眼福，更可令人受教育。
鸿蒙初辟岁月稠，岿然峭崿竞风流。三代和睦享天伦，四时常青缘慎修。曲直顺行应造化，卑亢有度蕴刚柔。餐雪饮雨万千年，静阅人寰春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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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多矿产。
绍兴这地方就是怪，不光地上物产丰富而奇特，地下矿产同样如此。
目前已查明的能源、黑色金属、贵金属等各类矿产有50余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铜、锡、金、硅藻土、瓷土等20余种。金属矿产在浙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令人称奇的是，2500多年前，越人就已经掌握了铜、锡等的勘探、开采、冶铸、磨制技术，青铜剑与青铜镜便是这种技术最典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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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无双的越王剑。
越国青铜宝剑，在春秋战国时期冠绝天下，代表了当时兵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据目前所知，经考古发现与传世的越王剑有20余柄，其中包括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於睗剑、越王州句剑、越王丌北古剑等。
《周礼》卷三十九《冬官考工记第六》中，总结了一件良器的四个条件：“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越王剑之“良”，便得益于此“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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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青铜剑多出晋、楚故地。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四。一是礼品。曾经有一段时间，晋、楚、越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吴国，关系十分密切。越国将最珍贵的宝剑作为国礼赠送给友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是陪嫁品。楚惠王之母为越王勾践之女，勾践将包括自用剑在内的上好宝剑作为心爱女儿的陪嫁品，也是情之所在。
三是战利品。楚灭越后，将青铜剑等越国的国宝据为己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是贸易品。风胡子就曾应楚王之令，来越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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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先生与越王剑。
容庚先生是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1931年秋，他在北京著名的古玩店式古斋，买得一柄有“王戉”铭文字样的剑。次年，卖给了同样是古文字学专家的于省吾先生。后来，他从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看到了一种名为“戉王矛”的青铜器，恍然大悟，“王戉”剑实为“戉王”剑。容庚对转卖此剑后悔不已。
1937年春，容庚购得难得一见的西周“师旂鼎”。于省吾听闻，很希望容庚割爱转让。容庚对于省吾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省吾考虑再三，答应了容庚。
容庚经过研究，最后写成了《鸟书考》，并将此剑命名为“越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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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人而能为镈”。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载：“粤（通‘越’）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
镈，读bó，是古代一种锄类农具。东汉经学家对此做了专门的解释，认为“镈，田器”，“越地多泥，用此镈者多”，故“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
2500多年前，越国已经“人而能为”“人人皆能”自己铸造锄类金属农具，这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之发达，更说明了当时的冶铸技术之普及。
这不，铜镜又是个极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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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是铜镜制造中心。
会稽铜镜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汉晋时期，会稽人口大增，尤其是贵族、富豪、士人的增长，增加了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铜镜的需求；农业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加速了铜镜手工业的兴起。
与此同时，会稽有着得天独厚、十分丰富的铸造铜镜所必需的铜、锡等矿藏，有着春秋战国时期传承下来的青铜冶铸的传统技术。
所有这些，使会稽具备了制造优质铜镜的先决条件，成了汉晋时期的铜镜制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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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镜。
会稽镜主要有神兽镜、龙虎镜、画像镜、规矩镜。
华夏文明史久远，精微铜镜溯源流。玄光何止正衣冠，纹饰依稀纪春秋。富贵吉祥人长乐，避邪镇宅居无忧。神兽龙虎蕴越地，画像规矩鉴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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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是古代著名的产纸重地。
绍兴历史上，盛产于中华文明进步有益之物，除青瓷、丝绸、兰花、黄酒、香榧、铜镜等外，还有越纸。
宋《嘉泰会稽志》中记载，东晋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桓温求侧理纸，库中有五十万，尽付之”，“谢安乞笺纸，库内有九万枚，尽与之”。那时离纸张的发明时间不久，一位地方官员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纸，想必与当地发达的造纸业相关。
唐时，据《新唐书》记载，越纸已成为贡品。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毛颖传》一文中，称纸为“会稽楮先生”，足见越纸在当时的突出地位与影响。
宋时，两浙造纸业居全国之冠，而越州又居两浙之冠。为此，官府还在会稽设立了汤浦、新林、枫桥、三界4个纸局，以管理造纸行业。
发达的造纸业，是绍兴历史上书风弥漫的重要原因，也为耕读传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越州造纸业宋时居全国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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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一时的剡藤纸。
剡溪两岸，古时多藤，藤是造纸的好原料，剡藤纸因此而得名。这种纸以薄、轻、韧、坚、细、白、润、滑著称，主要品种有敲冰纸、硾笺、玉笺、粉云罗笺等。
晋时，剡藤纸已被指定为官方文书专用纸。唐时，公牍乃至皇帝诏书亦多用剡藤纸，以至称公牍为剡牍。
可惜的是，由于原料枯竭，加上宋代竹纸的兴起，剡藤纸日渐走向衰落，至明代最终告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