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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治会稽陵水道。
秦始皇对纳入大秦统一版图的故越地，采取了四条措施。
一是设郡管辖。设立以会稽山命名的会稽郡，还“更名大越曰山阴”，管辖越地。
二是亲巡越地。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三是迁徙人口。一方面，把中原及其他地方的人口迁进来；另一方面，把这里的越人迁出去。这样是为了更好实施对越地的管控。
四是修筑水陆通道。《越绝书》中记载，秦始皇在修筑“南极吴楚”越地的驰道的同时，“治陵水道到钱唐（‘唐’通‘塘’）越地，通浙江（今钱塘江）”。陵水道的意义在于贯通了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及太湖流域原有的自然河道，为后来的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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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循疏凿西兴运河。
西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主持疏通西兴运河。
西兴运河的疏凿，是浙东水利乃至整个浙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后中国的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兴运河沟通了郡城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联系，实现了会稽通江达海的目标，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会稽的对外交流，为后来的晋室南渡和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人南迁与多民族融合创造了交通条件，也为东晋时期“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奠定了交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闻名天下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也是经由这条古水道而延伸四方，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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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载扁舟，诗路任悠游。
2014年6月22日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涉及绍兴的，有绍兴段运河本体及八字桥、八字桥历史街区、古纤道三个点。这一个本体、三个点入遗，殊为难得。
岁密月稠，流长底蕴厚。诗路千年由扁舟，功德播惠神州。而今瞩目全球，万众跃跃欲游。但待殷勤呵护，更得景美人悠。
一叶扁舟，成就了流芳千古的浙东“唐诗之路”。而最初承载这扁舟的，正是绍兴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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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绍有恩的汤绍恩。
明代绍兴知府汤绍恩，是四川安岳人。他刚出生的时候，有位峨眉山的僧人路过他家门口，对他的父母亲说，来日有个叫绍兴的地方，将承蒙你儿子的恩德。于是，他父母给他取名“绍恩”，取字“汝承”。这位僧人的预言，后来真的得到了应验。
这个故事，真真实实地记录在《明史·汤绍恩传》中。
汤绍恩为绍兴建了三江闸，使萧绍平原免遭近500年的水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于绍兴有恩的好官。
三江闸长10315米，历经6次大修，至今固若金汤，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水文设施——水则碑进行定量调度水资源的古代水闸，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技术和管理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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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割田建湖。
绍兴作为江南水乡、鱼米之乡，是在千百年来官民力治水中形成的。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上虞永丰（今小越）、宁远（今谢塘）、新兴（今崧厦）等五乡之民，割己之田，建成了水面面积达40多平方公里的夏盖湖，成为当时浙东地区仅次于鉴湖的第二大人工湖。
割私田、建公湖，越地百姓的水利自觉，由此可见！
夏盖湖及相应的沟渠设施，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这里成了“俗称日产黄金方寸”的一方宝地。
只是很可惜，清光绪前后，夏盖湖在历经千年的废复后，最终湮废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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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琥治越重治水。
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戴琥，以明朝南京监察御史出为绍兴知府，驭下严，性恭俭，恤民疾，尤重水利，后来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戴公为绍兴做了四件大好事。
一是治理常遭盐渍和易发洪水的钱清江，基本消除了海潮与山洪的影响。
二是制订山会水系的管理规则。针对山会（山阳、会稽）平原上河湖水位和涵闸启闭调控管理混乱的情况，在府城内佑圣观前河中建立了水则——水位尺，还在观内设立了山会水则碑。
三是疏浚清白泉，撰写复泉记。根据范仲淹的《清白堂记》，复其清流，撰成《复清白泉记》，讲述诚者物之始终的道理，倡导以诚治泉，以诚待人。现在的清白泉保护得很好，戴公碑与范公碑立于一起，成了教育人们的好教材。
四是撰成《水利》专著。戴琥在任上始终坚持以治水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撰成了图文并茂的不朽专著《水利》。今戴琥的水利碑与山会水则碑一起，完好保存于大禹陵内，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戴琥知越九载，功名永垂，后人将其列入名宦祠供奉，祠内曾有柱联相赞——“千载蒸尝刘母庙，三春杨柳戴公堤”。有朝一日恢复“戴公堤”之名，似杭州西湖之苏堤、白堤，将是对戴公的极好纪念，亦是对后来人的极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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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吉治越“三政”。
南大吉是陕西渭南人，进士，以户部郎中出知明代绍兴府3年。南公性情豪宕，尚友讲学，雄于文事，师从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治越期间，颇多建树。
南公治越的“三政”之首，是治河道。他疏浚运河、府河、若耶溪，复原富豪所占埠头、踏道等，为百姓称道。
“三政”之二，是兴教化。他创蕺山书院，推王阳明为会试举主，择所辖八邑才俊弟子入书院，月给廪饩，盛况空前。组织重修禹王庙；亲书“大禹陵”三字，建亭立碑，这就是至今矗立的大禹陵石碑、石亭；兴建大禹陵园，形成了大禹陵陵园的风貌。
“三政”之三，是征豪强。对豪强所占河岸、河道及私搭乱建，悉拆除复原；对官府素未治之窝盗致富者，悉抓捕下狱；对被诬之属吏，悉为之洗雪。合郡由是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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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卿治水知越。
有清一代的绍兴知府中，俞卿称得上是颇有为的一位。他性格刚烈果敢，为政清廉俭朴，执法公正严峻，知越12年，治水修城，重文兴教，惩强扶弱，八邑震肃，百姓称誉。其所作所为，尤其表现在治水与兴学上。
一是筑海塘。他带头捐俸，主持筑成山阴、会稽、上虞三县沿海石塘，终“成百世之大利”，使“边海数十万户有更生之庆”，“民共为之祠”，并将海塘“名之曰‘俞公塘’”。
二是治府河。到任后的当年冬天，俞卿即下令清淤，规定深必得三尺，广必及两岸，以各城门为起点，以一里为程，分段包干，干水作业，居民挑掘，官府清运，城乡共役。同时，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尽行拆除各类乱搭乱建，还立禁造城河水阁碑，就长效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三是兴教育。他捐俸修理扩建明末刘宗周讲学之蕺里书院，置田延师讲学，题名“蕺山书院”；大修学宫，使之成为“浙中诸庠第一”；还与会稽知县张我观一起，修葺刘宗周讲学的证人书院，并题额“会稽县义学”，置田二十亩为馆谷。他对教育的关心，称得上无微不至。
四是修府城。他下令街衢以石碑坊为界，对乱搭建、乱设摊、乱占道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与此同时，他还补颓废，易朽坏，固筑城墙，修筑陆门与水门。
俞卿曾经说过：“事有当为而不为者，因循废弛，贻数万人之害，丧数十倍之利，至数十年而不可救，山阴之海塘是也；有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者，勉强拮据，尽心力为之，不避怒，不畏难，若有天焉，默相其成，俾民去其害，而更收其利，则山阴易石之海塘是也。”
当为不为，几多危害；难为而为，利益自来。俞公的这段话，语重心长，既是他呕心沥血理政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奋发有为利民的经验之谈，更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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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清，河水清。
俞卿离任66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绍兴又来了位叫李亨特的好知府。
李公治越，弘扬先贤遗风，也是从治水开始的，并且首先从治理环城河开始。他发布《禁造城河水阁示》，并予刻石立碑；采取自拆与强拆相结合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拆除了非法搭建的74座水阁、4座石桥与8座木桥。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开展清淤疏浚工作，治理污水源头，整顿街面路口，城河为之一新，河水为之一清。
李亨特知越3年，百姓“以为俞太守再见于今”，给了他“太守清，河水清”的极高赞誉。
正是在戴琥、南大吉、俞卿、李亨特等贤牧良守的领导下，越地百姓顺应自然，爱水护水，治水利水，建成了自己的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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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加水利成就鱼米之乡。
绍兴的地貌特征有二。
一是丘陵地形较多，生物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明显，水能蕴藏量较大。
二是平原水面多，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网密布。
这种地貌，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
这种地貌加上历朝历代的持续治水，化水患为水利，更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后天的有力保障。
可以说，绍兴成为鱼米之乡，与良好的天赐地貌和持续的水利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