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僧祐凿成新昌大佛。
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派当时最有名望的佛学家、佛教建筑和佛像雕塑大师僧祐,来到石城,历时3年,在前人的基础上,凿成了江南第一大佛。
雕凿石城大佛的施主,是梁武帝的异母弟建安王,而实际上布施来自梁武帝。大佛凿成后,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艺苑秘宝《文心雕龙》的编者刘勰,撰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僧祐与弟子、上虞人慧皎,是律宗在会稽的始传者。僧传体的开山作《高僧传》一书,便是由慧皎编写的。
《高僧传》内容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成为历代僧传的楷则。
242
智永的“退笔冢”与“铁门限”。
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人称永禅师。他的书法成就,同样是刻苦勤奋、持之以恒的结果。
唐人李绰所撰笔记《尚书故实》中说,智永“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皆数石”,“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
书中还讲到,由于前来觅书请题的人太多,以至“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
243
鉴真大和尚与越州。
律学大师鉴真第三次东渡日本前,曾在越州龙兴寺讲律授戒。
当时越州僧人以为日本僧人荣叡欲诱鉴真往日本,便报告州官,于是山阴县尉便遣人将荣叡枷递京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鉴真这位大德高僧在当时的崇高威望,也证明了越人对鉴真的由衷崇敬。
应该说,鉴真对越州也是很有感情的。一方面,隋唐五代时,越州是浙东律宗的传播中心;另一方面,当年为鉴真授菩萨戒的,是常住越州龙兴寺的道岸,而道岸又是作为唐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四朝帝师的会稽籍僧文纲的高足。
244
贺知章的乡愁。
贺知章85岁时,病后初愈,即请求告老还乡。唐玄宗念其德高望重,下诏应允,并亲作《送贺知章归四明》诗相赠。这是叶落归根、思乡心切的乡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事代谢、百感交集的乡愁。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是物是人非、触景生情的乡愁。
贺知章这一回乡,不仅留下了学士街、贺秘监祠等地名,更留给了无数游子无法自已的乡愁。
245
百代师表范仲淹。
北宋时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曾于仁宗宝元、康定年间,以吏部员外郎知越州。
在越州任上,范仲淹大兴清白之风、办学之风与传家之风,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
一是宣扬清白之风。
范仲淹有感于衙旁之井泉“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乃称其为“清白泉”,署其堂为“清白堂”,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并作《会稽清白堂记》,与同僚共勉“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此后,清白泉为历朝清官所重。明代知府戴琥撰文、黄璧书丹的《复清白泉记》碑,清代知府施肇元撰文、会稽推史唐九经书丹的《清白泉记》碑,现完好保存于府山越王殿前。
1982年,当地政府又对清白泉进行了疏浚,重建了清白亭,筑起了照壁,镌立了《重浚清白泉记》碑。
二是掀起办学之风。
范仲淹将办学作为头等大事,育才作为百年大计,在卧龙山西岗,创建了稽山书院,聘请著名学者、新昌人石待旦担任山长,还敦请大学者李泰伯等来此讲学,吸引了四方的求学者。
在他的率先垂范与组织、倡导下,州内各县“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办学之风大兴。
三是弘扬传家之风。
范仲淹的先祖是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在任期间,范仲淹作《题翠峰院·范蠡旧宅》诗:“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从中可以看出,他既为千年家风依然而自豪,更表明了传承家风、清白为民的心志。
虽然范仲淹知越才一年多时间,但为越人办了诸多好事,给越人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后人建“希范”亭,立“百代师表”坊,设范文正公祠堂,以感谢与纪念这位世人心目中的好官。
范蠡、范仲淹、范文澜这范氏三杰,像三颗耀眼的明星,闪烁在中国的历史天空上。而维系他们2000多年的红线,则是一脉相承的清白家风。
246
陆游爱国、敬业、尚和。
一是爱国。
陆游是一位为国家奋斗了终生的战士。他“一寸赤心唯报国”,在生命的尽头还“但悲不见九州同”。
陆游爱国的生动体现,是爱家乡,爱家乡的山水人文。他对鉴湖特别有感情,写了近千首讴歌鉴湖的诗,自谓“五十年来住镜湖”、终身“长歌歌镜湖”,始终“记取镜湖无限景”,担心“久着朝服负此湖”。他真是一位爱乡的楷模。
二是敬业。
陆游从政、学剑、钻研兵书,一丝不苟;作书、写史、创作诗词,一尘不染。
这种敬业精神,尤其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上。他“六十年间万首诗”,至今尚存9300首,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也是留下诗作最多的诗人。
他活了86岁,46岁以前所创作的,只留存了200多首,其中42岁以前的仅存54首,这是他自己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删选的结果。
他的诗词,既非无病呻吟,也非空穴来风,多是现实的写照、人生的感悟。
三是尚和。
陆游一生经历了科举落榜、怀才不遇、政敌打压、爱情失意、遭人非议等种种磨难,但始终保持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可贵操守,保持了一颗为官为人、为臣为民的平常之心、平和之心。
他钟情山水、执着生活,特别崇尚和向往一个“和”字。他在诗中写道:“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白头万事都经遍,莫为悲伤损太和。”“莫笑蓬门雀可罗,老农正要养天和。”或许正是这个“和”字,成就了他的长寿。
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中,陆游长期生活在山阴农村老家,与农民为友,更是保持了“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的乐观心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宽慰心境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恬淡心绪,真正做到了与人与己、与山与水、与天与地的和谐。
247
干吏汤和固海防。
汤和早年跟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兵,后来成为一位成远算不恤近怨、任大事不顾细谨的干吏。
他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在绍兴滨海地区建成了三江所城与沥海所城,还建立了三江、白洋、黄家堰3个巡检司城以及相应的守兵制度。像这样的城戍,汤和在东部沿海地区一共建了59座。这是我国海防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来都在一个“防”字,有防方能少患无患,无防必然要有代价。海防也是如此。汤和搞的这些海防工程,一时使“浙人颇苦之”,却起到了长远、良好的震慑与防范作用。150多年后,“东南苦倭患,(汤)和所筑沿海城戍,皆坚致,久且不圮,浙人赖以自保,多歌思之。巡按御史请于朝,立庙以祀”。
从一时的“浙人颇苦之”,到长远的“浙人赖以自保”,我们看到了这位好官“成远算”的战略眼光、“任大事”的责任担当,也看到了老百姓付出的回报与感恩的情怀。
248
了不起的航海家马欢。
郑和下西洋,既是弘扬中华文明的盛事,又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马欢作为与郑和一起下西洋的了不起的航海家、翻译家,其中所做出的贡献,自然是不可忽视的。
马欢是会稽县人,号会稽山樵,回族,信伊斯兰教,通阿拉伯语,参与了郑和的第四、第六、第七次海航,到过20多个国家与地区,去伊斯兰教圣地朝过圣,还陪10个国家的使节到北京访问。
马欢回国后,写成了《瀛涯胜览》一书。该书与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是郑和下西洋流传至今的3本最原始的文字记载书,留下了当时西洋各国有关风土人情、气候物产、历史地理、航海交通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马欢是巩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功之臣,是作为我国最早的海洋民族的越人中的一颗光耀千秋的明星。至今,南洋还留有马欢岛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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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照我心。
王阳明先生出生于明代的绍兴府余姚县。在今日之绍兴,有他的故居与观象台,以及修炼的阳明洞天、讲学的稽山书院、归葬的兰亭墓地等众多的遗迹。
王阳明在绍兴有3个“最”:生活时间最长,有二十来年;讲学时间最长,有八九年;最后又归葬在自己亲自选址的兰亭鲜虾山。
绍兴是阳明故乡、心学圣地。王阳明与其他的绍兴名人一起,是绍兴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绍兴理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阳明学的中心。
会稽古来多异俊,龙场悟道何苦辛。知行合一致良知,文武双全传人文。德功言美三不朽,孔孟朱后又一圣。平生难得常从容,阳光明媚照我心。
守仁格竹
250
全才徐渭。
徐渭是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与明代早期沉闷的书风相比,显得格外的清新,其狂草更是气势磅礴,空前绝后。
他是大诗人,《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欲出李白、李贺之间”。
他是大文学家,是晚明小品文的先驱,《四库全书总目》甚至称“其文源出苏轼,颇胜其诗”。
他是大画家,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郑板桥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谓恨不得为青藤磨墨理纸,吴昌硕赞青藤为画中圣。
他是大戏剧家,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在读了他创作的《四声猿》后,叹谓“词场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
他是大军事家,为抗倭平寇出谋划策,功勋卓著,《明史·徐渭传》称“渭知兵,好奇计”。
他是大历史学家,编纂了独具特色的《会稽县志》,其中的序文和各志的总论,完全出自他的手笔。
他还是古玩字画鉴定家、民间文学家、美食家、旅行家。
全才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