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
越人自古爱妇婴。
爱护妇女、儿童，是越人的传统美德。《国语·越语（上）》中，有这样的记载，说越国时规定，“将免（通‘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意思是说，妇女临产时，要报告官府，官府接报后派医生守护孕妇，负责接生，以保母子平安。这简直就是最早的社会化生育服务了。
不仅如此，越国还规定，“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不管生男生女，官府均给奖励。生下三个孩子的，公家提供乳母、保姆；生下两个孩子的，公家供给食物。这是多令人羡慕的生育福利政策啊！
302
越地的“产翁”之俗。
唐代尉迟枢所著《南楚新闻》中，有这样一则有趣的记载：“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产翁”这种风俗的意义，恐怕在于表明父亲在子女生育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父亲与子女的亲密联系。或许，这也是越人自古爱护妇婴的优良传统的一种体现吧。
303
越人“好信”。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越公其事》中，专门讲到越人的“好信”。
“好信”，即讲求诚信，笃守信用，官取信于民，人取信于人。越王勾践是将“信”作为灭吴兴国的“五政”之一的。
勾践首先从规范百姓的日常行为——守信买卖、诚实交易入手，规定一旦发现有欺诈、虚假行为的，即加严惩。
与此同时，勾践要求各级官员守信。规定如政令前后相背、失信于民的，一旦被告，即分别视情况予以谴责、处罚、黜免。
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凡越民交接、言语、货资、市贾，乃无敢反背欺诒，越则无狱，王则闲闲，唯信是趋，及于左右，举越邦乃皆好信”。
“无敢反背欺诒”，“唯信是趋”，举邦“皆好信”。早在2500多年前，先人已经为今人做出了榜样。
今天的越人，应当把祖先的“好信”传统继承好、发扬好。
其实，守信既是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社会凝聚力问题。“越则无狱，王则闲闲”，正是全社会守信的必然结果。
304
越人重感情。
东晋会稽内史贺循之孙、南朝宋会稽山阴人贺道庆，写过这样一首离合诗：“促席宴间夜，足欢不觉疲。咏歌无余愿，永言终在斯。”
离合诗是杂体诗的一种，离合字的偏旁以成文，即拋开字形，其取一半，与另一字的另一半合成新字，先离后合，因此得名。
这首离合体五言古诗，表面看来，仿佛是文字游戏，但熟读深思，却强调了一个“信”字，是越人重信重情的真实写照：长夜开宴，促膝长谈，倾吐衷情，永远如此。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又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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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恩报恩的绍兴人。
汤公绍恩，于绍有恩。越人知恩，感恩绍恩。
想当年，绍兴三江闸工程开始时与进行中，“怨讟烦兴”，“几多怨谤一身任”。但是，日久见人心，政声人去后，人们终究还是因为承受了汤公的恩典而爱戴他、怀念他。
越中士民在三江闸旁建起了汤公祠，每年春秋祭祀。祠中的“砥柱中流”“泉流既清”“泽被三江”“后事之师”等匾额、楹联，充分表达了越人对汤公的感激之情。其中徐渭题撰的祠联，更具有代表性——“凿山振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光”。
有感于越人对汤公的敬仰，也为了弘扬清官、好官的精神，清康熙赐汤公“灵济”封号，雍正封汤公为“宁江伯”。
今人同样没有忘记汤绍恩，将其书于龙山北侧巨岩上的“动静乐寿”题刻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们追思、瞻仰。
20世纪末，东环城河畔树起了汤绍恩雕像，供人缅怀。21世纪初，在新建的运河园中，陈列了当年汤公亲自书赠给出资建闸者的“南渡世家”匾额真迹。2014年，绍兴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三江闸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方案》。次年，又出台了《三江文化休闲区规划》。这是当代人对汤公的最好纪念，对汤公遗产的最好继承，对汤公精神的最好弘扬。
306
绍兴人的“刚”。
绍兴人柔中蕴刚，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民族危急之秋，他们更是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表现出强大的人格力量。
陆游一生爱国，为“亘古男儿”，临终还“但悲不见九州同”。
明清嬗变之际，刘宗周绝食而死；祁彪佳投水自尽；倪元璐投缳自缢；王思任呐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大呼“不降”，绝食而卒；张岱自隐深山，誓不投清；陈洪绶入云门寺为僧，自号“悔迟”，以明其志。
清末民国之际，辛亥志士徐锡麟遭剖胸挖心，仍毫无惧色；秋瑾宁死不屈，血洒古轩亭口；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惨遭暗害；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些思想大家、文化名家、仁人志士，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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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当官，不易亦易。
《宋书·顾觊之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觊之理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绩修，莫能尚也。”
这段话的意思，有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山阴县在1600年前的南朝宋时，已是三万户人口的全国大县了。今日之绍兴的发展，实在离不开这一良好的历史基础。
第二，管理领导这么个大县，很苦很难，实属不易。即使是“昼夜不得休”地苦干，“事犹不举”。用现在的话来讲，叫作“五加二、白加黑”，政务还是处理不完、处理不好。
第三，顾觊之的管理、领导才能与工作方法实在高超。他以“理繁以约”、删繁就简的巧干方法，处理繁杂的事务，县衙因此而没了冗杂之事，白天垂着门帘，门庭清静，收到了“务简而绩修”的好效果，展现了“海内剧邑”官长的领导力。由此可见，方法得当，便可事半功倍。只可惜，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在整个宋代担任山阴县令的人当中，就政务简约但政绩卓著而言，没有谁能超过顾觊之。
308
嬉赌要讨饭。
古时有言，“十人九赌”，说的是十个人当中，九个人有赌性。而这剩下的一人，恐怕就是指绍兴人了。
绍兴人素尚实干上进，耕读传家，反对嬉赌，成为风气。有歌谣《翻梢》是这样唱的：“嬉赌要想翻，勿翻嚡里来得还。翻，翻，翻，翻得一只碗来一只篮，沿门去讨饭。”
嬉赌会导致讨饭，讨饭自然是谁也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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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县强盗”实为“嵊县强道”。
绍兴一带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诸暨木卵、绍兴师爷、嵊县强盗”，形象地概括了这些地方的人的性格特征。
“嵊县强盗”的绰号，并非贬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嵊县人好胜的精神、豪爽的性格、侠义的风骨与豪杰的情怀。
照此说来，“嵊县强盗”实际上是“嵊县强道”，他们爱讲、善行“强大的道理”。这“强道”，便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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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的“大家庭”。
绍兴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和就业创业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截至2017年底，常住在绍兴的少数民族已达53个、20余万人。
这多民族的大家庭，是绍兴人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
